李辛
上海师范大学教师

我从事韩国政治学研究,韩国历任总统为何不得善终,问吧!

疫情之下,韩国仍有十分之一的人走进影院,为影片《南山的部长们》买单。此片讲述了总统朴正熙刺杀事件始末,也揭露了中央情报部的一系列秘闻。实际上,不止朴正熙,从首任总统李承晚到2017年被弹劾下台的朴槿惠,韩国总统屡屡不得善终,那么他们为何难逃所谓的青瓦台魔咒?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老师李辛,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政治学系,致力于韩国政治外交、中韩关系和比较政治研究。中央情报部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韩国的历任总统缘何不得善终?这背后有哪些个人、体制与时代的因素?关于韩国总统与韩国政治生态,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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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辛 2天前

您好!感谢您提问!
胜利彩票_[官网首页]在此,简单的说一下财阀与政治。
前面说过,某种程度上,选举是金钱的游戏。相当一部分候选人的竞选资金都来自企业的捐款,即使候选人本人没有参与这种交易,他身边的人比如秘书、辅佐官等也会参与。这种规定实际上将左翼排除在外,因为左翼较难得到大财团的支持,募捐的金额又十分有限,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不能参加选举。右翼集团得到了财阀的支持,获得的社会资源多,在竞选中总是处于有利位置。即使卢武铉这样一般被认为偏左的人,在当选后也不得不对财阀集团做出妥协。
财阀与政政治人物勾结有三种方式,一是派代理人,比如财阀支持的候选人,选举取得胜利后的回报。二是通过联姻,比如前总 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嫁给四大财阀之一的SK集团的崔泰源。三是财阀本人从政,比如现代集团的郑梦准既是现代重工的老板,在1987年,36岁时当选为国会议员,又在2002和2012年两次挑战总 统宝座。
历任总 统中有一位总 统非常神奇,可以说是集财阀、宗教与媒体三方加持于一身,他就是李明博。李明博既做过现代建设的社长,又是DAS公司的实际所有人。他毕业于高丽大学,高丽大学和《东亚日报》属于一个财团。《东亚日报》是韩国三大报纸之一,对舆论有重要影响。此外,李明博是大型教会——所望教会的长老,他在担任首尔市长时曾说过,要把首尔市先给上帝。所以李明博是得到财阀、媒体和宗教势力支持的所谓“天选之子”。当然,后来也成为人民的“弃子”。
关于青瓦台的风水,有很多传闻,而韩国人恰好也比较相信风水。但以风水来评论政治,颇似李商隐所感叹的“不问苍生问鬼神”。

韩国的领导人为什么那么“易碎”?宗教处于什么地位?

李辛 2天前

您好!感谢您提问!
高级别官员甚至领导人及其亲属、亲信的腐败在各国都存在。韩国表现得比较极端原因有三。第一是和选举制度有关,这已经在“不得善终最重要的原因使什么”问题中作答,请您移步该题。第二是问责机制。韩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非常低,因此,一旦官员和领导人被证实腐败,不仅会受到法 律惩处,也会马上受到国 民和舆 论的一致指责。第三是政治 清 算。韩国每五年进行一次总 统选举,每当政党轮替,新总 统入主青瓦台,执政党就会对在野党进行政治 清 算。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但韩国将上述三个原因结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人物的不幸,但又何尝不是韩国百姓的幸运呢?
佛教和基督宗教(包括新教、天主教)在韩国的势力相当。根据韩国统计厅2015年的数据,在韩国总人口4905万人中,有2155万余人表示有宗教信仰(占比约43.9%),其中佛教信徒为1058万(占比约21.6%),基督宗教即新教和天主教徒分别为844万、501万,合计占比约27.4%。
我臆测您比较关心基督教。有人把韩国分为“信基督教的人”和“不信基督教的人”,“打高尔夫的人”和“不打高尔夫的人”。信基督教的人和打高尔夫的人重合度很高。基督教在韩国上层社会的影响很大。韩国的基督教来自美国,1784年李承薰筹建朝鲜教会在北京寻访圣职未果而自行创立的,有人说没有圣职者入国传教,而自发建立教会是世界传教史上的特色。韩国的基督教有原教旨主义倾向,有很多狂热的信徒,传教士数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基督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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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不在所谓的六大茶类(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中,它属于“再加工茶”。可以在绿茶、红茶、乌龙茶里放很多种花。当然工艺要正确。
茉莉花茶销售最好,所以听到最多。其实花茶还有其他种类,如玉兰花茶、桂花花茶等。
目前的茶叶资讯是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大多数资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成熟并进入教科书。这些信息与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往往格格不入。
花茶的产生据我翻阅材料,应该起源于元朝(与一般看法不同,如百度百科)。发明人为画家倪瓒,他在著作《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最早提到“橘花茶”“茉莉花茶”与“莲花茶”。
明代茶人对这种新出现的花茶(在商业上应该很成功)很感兴趣,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顾元庆、钱椿年的《茶谱》建议放进茶里的花很多:“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
《茗谭》作者徐𤊹对倪瓒和顾元庆有批评,态度很严肃:“吴中顾元庆《茶谱》取诸花和茶藏之,殊夺真味。闽人多以茉莉之属,浸水瀹茶,虽一时香气浮碗,而于茶理大舛。但斟酌时移建兰、素馨、蔷薇、越橘诸花于几案前,茶香与花香相亲,尤助清况。”就是说将花放到茶里面,于理不合,建议在茶室里放几盆花就够了。
“夺真”这种说法在宋朝就有了,当时茶与香的结合就有争论。蔡襄在《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
“夺真”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多余的担心,如果花茶中保存了茶的“真味”,工艺就成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花香与茶味之间有协调性。
茶是世界的,今天英国人的“伯爵茶”由佛手柑、正山小种和祁红拼配而成,看来英国人也体会到了柑橘味与茶味之间的协调性。
北京人喜欢茉莉香片,据马未都老师说那实在是因为以前北京的井水质量不好,放茉莉,压一压井水中的味道。那是另外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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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六朝都城,当然是建康(孙吴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当然,这个说法不是特别严谨。因为孙吴还一度以武昌做过都城。不过六朝的绝大多数时间,的确是以南京为都城的。
六朝政权都是南方政权,核心区域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位于长江下游的今天宁镇地区、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地区,是六朝政权得以成立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所以都城必然是围绕这些区域来选择。
在战乱时代,作为都城,首要的因素是利于防守,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为数众多的官僚、军队与宫殿区的修建。这就一下子排除了很多选项,因为南方虽然利于防守的城市不少,但多数山峦众多、水网遍布,土地促狭。而少数平原地区的大城市,例如吴郡、会稽郡,又往往军事防御能力不强。在孙吴政权建国前后,孙策、孙权曾经驻扎过多个地方,例如武昌、京口、吴郡、会稽郡,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孙吴政权稳定的都城,原因就在于很难两者兼顾。而孙权最终也只能在今天的南京市所在区域新修一座都城,虽然耗费巨大,但南京东、南方向为群山所环绕,西、北方向是天堑长江,易于防御。南京城四周山脉所圈定的平地也相对而言较为空旷,有条件容纳大量的官僚与军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都城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非劳动人口,消费大于生产,基本要依靠地方赋税进行供养,因此必须要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线,否则就容易陷入断粮的危机。汉唐时期定都长安,但由于黄河的砥柱天险,关东地区向关中运粮食经常翻船,成本很高,所以粮食压力很大,甚至出现了唐代皇帝带着群臣跑到洛阳“就食”的情况。而建康(建业)属于长江的港口城市,往上游地区的江州、荆州、巴蜀均有水路可通,水况也比黄河好很多,适合航运。此外,经过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建康城南的秦淮河可以直接通往吴郡、会稽郡等核心经济腹地,非常便利。交通枢纽的属性非常强烈。也因如此,建康城在六朝时代从一个很小的新城市逐渐发展为规模的庞大的城市圈。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便是交通的发达。
此外,作为分裂时期的南方政权,都城与边境的关系需要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太近,容易被一击灭国。太远,则难以有效控制边境将领,同时也容易让朝廷的氛围过于安逸,不思进取,南宋定都临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六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对抗主要围绕着淮河,定都江北,则太过危险。而如果定都宁绍平原一带,与边境相隔长江、浙江(今钱塘江)两道防线,则太过遥远。因此位于长江以南,又紧靠江边的城市是最好的。这里就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建康,一个是武昌,一个是江陵,后两个都位于长江中游,也都短暂做过六朝政权的都城(如果后梁也算梁朝的话)。但是在六朝时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如长江下游地区,如果立国中游,那么下游的钱粮物资的输送又会大大增加成本。此外,随着孙吴政权的发展,大量的江东豪族进入其中,例如陆逊、顾雍就是其中代表。这些江东豪族自然也希望孙吴定都建康。因此虽然孙权、孙皓都曾一度以武昌为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朝廷内部舆论上,都出现了较大困难,最后还是迁回了建业。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定居建康有其偶然性。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者司马睿在称帝前作为都督出镇建康,称帝后自然以建康为都。当时的长江中游与上游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中游是荆州刺史王敦的地盘,上游巴蜀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在东晋政权稳定后,都城建康与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经结成了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因此,哪怕是在咸和三、四年,因为苏峻之乱建康城被一把火烧掉,王导等人依然坚持定都建康,建设新宫城。
在东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它们的立国态势与孙吴、东晋本质上没有差别,既然已经存在发展多年的都城,自然就更不会迁都了。并且六朝时期流行禅让政治,朝代更迭并不是通过革命的形式,而是少数野心家篡位,对既有政治势力进行赎买。这种相对和平的政权更迭,造成了后一个王朝不否定前朝的正统性,作为政治标志物的都城,也就没必要一定改变。
总而言之,六朝以今天的南京市为主要首都,是由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形成的。历史无法假设,发展过程也充满偶然,是各种因素、力量杂糅形成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只能从尽量多的角度给予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答案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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